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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坛祭天及仪仗表演”15年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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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断断续续在天坛公园举办了十一届的“皇帝祭天表演”,在2015年取消了仪仗表演部分。2016年春节期间,因各种原因彻底停办,国内外游客以各种方式询问取消原因;国内学界及祭天活
断断续续在天坛公园举办了十一届的“皇帝祭天表演”,在2015年取消了仪仗表演部分。2016年春节期间,因各种原因彻底停办,国内外游客以各种方式询问取消原因; 国内学界及祭天活动组织者有一个相近的观点:应该将祭天活动更正式地确定为北京天坛的官方活动内容,可适当消解其群众娱乐活动属性,更关注于活动可以助益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关于祭天表演活动的意义,总导演、原北京群众艺术馆馆长、群文工作专家贾乃鼎说,意义不可低估,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只认同结果,而忽视了过程的意义。 公元前两千年,中国开始有正式祭祀天地的活动。中国古代帝王自称“天子”,对天、地非常崇敬,天子祭天活动,自明代建造北京天坛开始,达于鼎盛。 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北京天坛,是明成祖朱棣用工14年与紫禁城同时建成的。嘉靖13年改称“天坛”,后经清乾隆、光绪两代重修改建,形成现在北京天坛公园的格局。1998年获批人类文化遗产。 明朝初年,皇帝祭天为天、地合祭,嘉靖9年改为天、地分祀,在安定门外建地坛祭地,在天坛建圜丘坛,由殿内祭天改为殿外圜丘祭天,这里也始得“天坛”一名。清廷入关后,一切依明朝旧制不改,但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天坛内外墙垣开始重建,改土墙为城砖包砌,中部到顶部包砌两层城砖。改建后的天坛内外坛墙,更加厚重,周延十余里。天坛的主要建筑祈年殿、皇穹宇、圜丘等也是那时改建的,并一直留存至今。 天坛的占地面积比故宫还要大,可见封建帝王未敢让自己的家逾制“过天”,超过祭天的专用场所。 2001年,北京天坛公园开始搞春节期间的皇帝祭天表演,但那时的规模很小,后因非典爆发,活动在2004年暂停。2008年活动恢复,形制及规模都远超初期,祭天及仪仗表演,也成为轰动世界的中国春节民间活动典仪。2014年12月31日,上海发生的外滩游客踩踏伤亡事件,公共安全隐患顾虑难消。2016年,北京以安全为主要原因,加上其他方面的考虑,将祭天表演取消。 严肃的新春娱乐 刚刚退居二线岗位的原天坛公园文物科科长武裁军,是最早参与策划公园祭天活动表演的人之一。他后来在祭天仪仗表演活动中,一直担任总策划人的工作。 武裁军介绍,进入2000年后,北京各公园都开始以具有自己特色的庙会活动吸引游客,原天坛公园文物科科长姚安找到了自己。姚安是非常专业的清史学者,她和武裁军商量:“如何打造一个属于天坛公园自己的庙会活动,把单调的天坛公园的节日氛围活跃起来?”二人的话题很快说到了天坛公园的本工项目“皇帝祭天”。 古代皇帝祭天的时间和现在人们的春节游园活动时间非常接近。农历中,依照天干地支计算,每月30天中有3个辛日,第一个叫“上辛日”。每年的孟春期间,第一个上辛日大约在春节前十天左右,这天就是皇帝祭天的日子。他们决定做一个皇帝祭天仪仗的表演活动,打出天坛公园的春节的游园的活动特色。 2001年,天坛公园的祭天表演正式推出,立即成为北京春节期间影响最大的一个游园活动。尽管前三届的导演来自戏曲界,夹杂了很多的戏曲程式,缺少了更多、更准确的历史依据,但作为节日表演活动还是受到了游客的青睐。 有缺憾的前三届活动,立刻遭到了一些舆情质疑,尽管数量不是很多。 如,中国孔子学院研究员任重说,天坛祭天表演“非礼”。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礼学中心成立仪式上的发言中说,在国家层面,传统的祭天、祭孔、祭祖这“三祭”礼,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除了曲阜祭孔极不“合礼”外,每年春节期间在天坛搞的祭天表演,“更显得好笑之极”。他的质疑主要是主办者找演员来假扮皇帝来祭天。“联想到传统祭天的主体、政治意义及其背后的道义考虑,现在这种表演秀式祭天是不是很荒谬和不可理喻?”他在微博上曾就此事对天坛公园进行提醒,阐明天地在中国传统思想和实际生活经验中的重要性以及祭天礼背后的义理考虑,指出此类祭祀表演秀,无丝毫庄重恭敬可言,可谓对“天”的大不敬。他建议,政府应该研究恢复在天坛的祭天典礼。 实际上,任重的质疑早在姚安、武裁军这些组织者的顾虑之中。记者采访的时候问过所有采访对象一个问题:天坛祭天表演能最大限度地或者说原汁原味地还原当年的形制吗?得到的回答也基本差不多: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皇帝在哪儿?”这个回答很智慧和政治——中国封建王朝被推翻已逾百年,对于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和表现形式之间的矛盾,现在已经无解。 文明,流布百世遗憾难免。采访中记者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当事人五味杂陈的文明遗憾。所以,武裁军说,在天坛公园搞祭天仪仗表演,是一个严肃的娱乐活动。 天坛祭天仪仗表演总导演贾乃鼎,是我国群众艺术活动的专家。作为核心人物,他同样表达了自己的遗憾。他说:“天坛公园曾经想把祭天及其仪仗表演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下来,但非遗专家审核后说,这个仪式后人加工的成分过大,完全不具备申请非遗的条件了。这是事实。我们在做整理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找不到标准的史料。仪仗行进中和皇帝祭天三献时,都有一些舞蹈动作,但在资料最全的天坛公园文物科里,我们也只能看到彩色的线描舞谱,那些舞蹈动作的连接就是大问题;还有表演时击鼓的节奏,叫‘紧十六慢十六’,它们到底是怎样的,要到台湾去找,但台湾的资料也不完全。没办法,我们只能把‘祭天’活动的再现与表演,当做是在传承中华文化去做了,转换到了一个理念的角度去处理,就算是表现国泰民安吧。” 难以复原的“祭天大礼” 华夏祭天,历史源远流长。 在华夏文明的远古史中,就有“皇帝封天禅地”、颛顼“排列诸神”、尧“乃命義和,钦若昊天”的传说。后来国家产生,历代帝王开始以“天之子”自居,“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以“敬天礼地”为己任。明代开始的北京天坛祭天,有“春正月天地合祀”、“祈谷大祀”等。祀典规定,祭天典礼包括“择吉日”“题请”“涤牲”“斋戒”“上香”“行礼”“庆成”等等多项仪程,其过程冗长繁复,耗资巨大,意在“礼莫大于敬天”。1914年12月23日,时任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携政府官员在天坛圜丘举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祭天大典。他死后,民国政府将祭天大典废弃,有史料记载的华夏3000年的国家祭祀制度至此终止。 2001年开始的春节天坛祭天活动表演,因2003年非典爆发停止后,2007年再议恢复。面对表演色彩浓烈和舆论呼吁尽可能接近史实等问题,公园方面做了诸多研判工作,决定请群文活动专业人士出面,在更加严谨的历史真实与民族文化、文明传承方面做足文章,然后再恢复表演。贾乃鼎此时被请出山,担任总导演一职,他开始会同文、史专家全面重新编排祭天大典及仪仗表演。他对记者说:“我们是认真的,不是在玩!” 显然,活动的组织者在二次组织祭天及仪仗表演活动的时候,“心”很大!他们的初衷是尽可能靠近历史真实,尽可能原汁原味——祭天,就是祭天,他们要复原深植于民族文明血脉中的那种顺天地之规的文化基因,通过表演唤醒人们物欲压迫下的精神遗存。但那个必然的矛盾躲不开——活动完全没有政府背景,策划者也仅仅是一个被开发为公园的原皇家祭天的场所。他们能把假扮的皇帝及其皇家仪仗在一个公园里的节日表演,和数千年华夏文明的精要意旨合起来,让已经是国家公民的海内外游客去领悟吗? 贾乃鼎告诉记者,他们极尽所能做的,是先把活动分为了仪仗和祭天两部分,再进行整理、编排。“这个活动所包含知识性、民族文化的理念传承、国家和民间的关系,这次我们都要表现出来。为此,公园方面投资了好几百万元,力求还原祭天的原形制,而不是在玩。” 已过花甲之年的贾乃鼎开始查阅大量资料,在武裁军和故宫博物院等历史、文物专家指导下,设计活动形式。 天坛祭天的历史资料,绝大部分收藏在天坛公园的文物部门资料库里,查阅这些资料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但有些问题,比如历史上皇家仪仗的道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天坛没有实物,贾乃鼎只有去故宫了解。幸好,清王朝离今天并不遥远,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文物遗存几乎保存完好。贾乃鼎真的见到了当年皇家仪仗的道具实物,甚至当年清代绘制的仪仗队伍的彩色线描图片。通过查阅资料和咨询专家,他们才知道,天坛祭天,是皇天后土中的“命运”类的祝祷。当年皇帝是不允许走丹陛桥中间道路的。那条路是“天道”,“避行天道”是当时的国家制度。而2001年的表演中,这些都被忽略、搞错了。他们还知道了皇帝祭天时的仪仗是从天安门走出来,是个由3600人组成的庞大队伍。当时,祭天的队伍先导仪仗已经到了天坛西门的位置,皇帝的銮驾还在金水桥里,没有走出天安门,绵延时长会达几个时辰。 问题出现了。今天的祭天表演不是国家行为,性质上就是一个春节期间的公众游园活动,所以,全部仪仗不可能在公园外面出现。他们就采用按比例压缩的办法,3600人的皇家规制,变为360人的表演队伍,缩比之后从公园西二门开始安排表演。当年,祭天行进的距离自金水桥到天坛,是4.5公里左右,压缩之后仅仅安排在公园之内不足一公里的范围内完成。 表演的编排工作从未间断,可以说一直贯穿在断续15年的每次祭天表演当中,而且有些改动工作很被动和无奈。 2008年祭天表演再次开始后,轰动世界,天坛公园也因此成为华人世界到古都北京过春节时必到的场所之一。人们不再把祭天表演看成像北京大观园里春节“元妃省亲”一样的庙会娱乐活动,而是往往心存敬仰来围观这个每年仅一次的祭天仪式。但冥冥之中,有的观众一时间有了时空错位的感觉,他们会冲到皇帝的銮驾跟前,用手去摸扮演皇帝的演员的脸,和他握手,甚至有人还希望请正在表演当中的演员签字、合影。记者曾经跟随仪仗队伍拍照采访,亲眼看到人山人海的观众群里,每张脸的表情都是那么虔诚、庄重。当记者问一位来自湖南的观众“此时此刻是什么感觉”的时候,他先是一愣,然后才回过神来说:“很真实,很庄重。”他说,这种感觉很长时间没有过了,“这是北京啊,是天坛。当年皇帝不就是这样在这里,从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走过去,再到那儿(他的手指了指祈年殿)为国家为百姓祭天的吗?”那天在现场的贾乃鼎告诉记者,很多时候,执行安全保卫工作的武警部队和保安人员都拦不住观众。“有几次,扮演皇帝的演员因为过来握手的观众太多,手被抓破了,甚至脸上都有了血印。”出现几次这样的情况之后,导演组“违背皇家祖制”,在皇帝演员的前后左右专门增加了几个“黄马褂”皇家护卫。这个办法非常灵,当初观众不顾武警战士和保安人员的劝阻,拼了命去与皇帝握手拍照。自从有了黄马褂护卫在皇帝身边之后,观众们再也没有那样做。贾乃鼎说:“观众非常敬重那种‘皇家威仪和规制’。他们认为,皇帝身边的黄马褂是护卫皇帝的,自己不能破坏了皇家的规矩。” 组织者告诉记者,到袁世凯时代结束的祭天大典,恢复原样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今天的社会现实距离太大。但后来缩比十分之一的表演,就因为是在北京这个古都,是在天坛这个当年皇帝祭天的地方进行,人们还是愿意把它当成真的。“在现场,我们能看出观众的情绪流动走向。他们的内心里有了一种回归。这正是我们做这件事要达到的效果之一。” 祭天文化是什么 当年皇帝祭天的仪式,要提前三天开始。开始后,皇帝就要远离女眷和武士凶器。贾乃鼎说,历史上皇帝坐龙撵来的时候,走得很慢,“到了天坛之后,他要先到斋宮,在里面住三天。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表演不一样。当时皇帝到了斋宫之后,大队人马、仪仗是要离开的。皇帝在斋宫的三天,每天要沐浴更衣而且不近女色。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三天里,皇帝要以二等公民的心态三思己过、吃斋。今天依然保存完好的斋宫里,没有龙的图案而且那个屋子非常小,就一张床,有帐幔,十几平方米的样子,还有两把椅子和一个台子,至今规制没有变。到了冬至当天,皇帝才会走出斋宫,然后要降等,出来坐的是32人大轿,不是在外面的64抬以上的銮驾了。有清一代,程序到宣统就乱了。光绪的时候,因为西太后的缘故,又有了些变化。康熙年间,因为皇帝未成年,开始是由顾命大臣代为祭天的。” 贾乃鼎曾经设计过有小皇帝参与的祭天仪式,但后来未实施,因为,在天坛的祭天活动始自明代,今天到底是依照明代的规制还是清代的规制去复原整个过程,学界和民间都有过争论,最后确定按照清代形式编排,更多是出于观赏性的考虑。 天坛,举世无双,无可替代,她已经是中国国家的符号——中国国家旅游局的LOGO就是天坛的造型,所有在中国举办的世界级的文化活动,天坛也是唯一的国家符号。而故宫,虽然外形规模比天坛更宏大,文化和文物遗存更丰富,可惜的是,它仅仅是皇帝的家而已,不能代表国家。 天坛,代表中国、代表华夏文明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她是历史上的那些封建王朝及皇帝自降人格为民祭天、祈祷天佑的专用场所。今天我们很幸运的是,当年封建帝王后期祭天的规制,在天坛文物科有全部的资料,包括全部的仪仗、音乐、器物等原始文字资料。而文革期间,天坛也是极少没有被破坏的历史遗迹之一。 古代中国,皇帝以“天之子”的身份,都要建祭坛于“国之阳”。北京的天坛就建在京城中轴线旁的东南面,即为“国之阳”位。 明清时期的祭天典礼都是由礼部主持,如皇帝亲自参加,满朝大臣、皇亲国戚还必须陪伴随行。 史上历代皇帝祭天,源自“父天母地”的理念。早期帝王祭天为“天地分祭”,西汉初年(公元1~5年),王莽奏请汉平帝改为“天地合祭”,时间为每年正月的上辛日。将祭天改回到“天地分祭”的是明嘉靖皇帝,时间也改定为“冬至”了。在改为天地分祭之前,明代9位皇帝共在天坛举行了102次天地合祭大典。 明代祭天典制是这样的:用28头牛、33只羊、34口猪、2只鹿、12只兔,祀前一个月,将准备上供的动物供养在“牺牲所”。前两日,由官员省牲,随后这些动物被送到“宰牲亭”制作为贡牲。再次日,官员向皇帝复命,确定24名分献官。到了正祭日,皇帝出斋宫东门去祭坛开始祭天大典。此时,鸣太和钟、举燔炉火,皇帝就位坛上,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职,陪祀官、分献官各就其位。导引官引皇帝至御位,内赞奏就位……此后,典仪唱《迎神曲》,皇帝四拜,百官随之。一段仪式之后,皇帝祭天的“三献”开始。 一为“初献”。皇帝到“上帝神位”前,执事官以“爵”跪进于皇帝右,皇帝献爵、献礼,乐止。此时由内赞奏“读祝”,祝文为:“维×年,岁次××(甲子)正月×日,嗣天子臣(御名)敢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皇地祗。时为孟春,三阳开泰,敬率臣僚,以玉帛牺牲、粢盛庶品恭祀于大祀殿,备兹燎瘞,皇考太祖高皇帝配神,尚享。”读毕,乐声大作,皇帝及百官跪拜。后面开始“亚献”和“终献”礼。 清代又改回过合祭大典,但后来还是天地分祭了。此时的大祀祝文也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通观历史上的祭天大典,我们不难发现,它的实质就是在推崇一种人要敬天、畏天的理念,承认人在改造自然时难以改变的对自然规律的依赖。当然,这是我们依据现代科学理念作出的解释。我们该有的判断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事情自古有之,和今天相比,本质上也只是改造的程度、改造的层面不同而已。但我们很清楚的是,今天人类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恰恰正是对自然认识更深、理解更透,更顺应了自然的结果。天、地,这两个物质世界的本源存在,我们改不了什么,因为人类也只是这个存在的一部分而已。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我们除了与自然和谐共存,没有别的出路。所以,仅就构建和谐世界、和谐社会这样的角度而言,古人的祭天和今天我们复排的祭天典仪,都一样具有很现实的社会意义。 基于此,天坛祭天大典复排剧组就确定了一个原则——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尽可能完整、准确地展现古人的天地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甚至不乏敬畏理念。 复排祭天大典的那些故事 后来,在天坛公园里举行的祭天及仪仗表演的复排是按照清朝的规制进行的。那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工作历程,回忆起来,组织者、参与者乃至观众都有很多故事。 总导演贾乃鼎的故事 参与到祭天大典及仪仗表演的工作当中,出乎总导演贾乃鼎旳意料。他是被自己北京群众艺术馆的老同事、原副馆长石振怀拉进来的。那时,贾乃鼎已经退休,正在发挥余热,应邀为全国各地的地方群众艺术管理工作做演讲,在家撰写专著。 2007年的一天,石振怀一个电话打到了贾乃鼎的家里。他对老领导说:“您是不是再出山一回啊?”贾乃鼎问什么事情要出山?石振怀说,因为长年从事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管理工作,天坛公园的人和自己很熟,他们想再次复排天坛皇帝祭天大典和仪仗表演。“2001年开始的那个表演,人家不满意,要请北京群众艺术的专家参与进来,重新打鼓另开张。这事就非您不可了。”后来的实践证明,公园找贾乃鼎这个北京群众艺术馆的老馆长来做这件事很正确。总策划武裁军对记者说,贾老师太专业、太敬业了。从他接手这个项目之后,表演才真正地步入正轨,才很好地实现了公园对这个项目的设想。现在从国际和国内的反响看,他担任总导演的祭天表演“是对的”,连业内专家也这样评价。 从2007年61岁开始接手这个项目担任总导演,一直干到了68岁,贾乃鼎导的这版“祭天表演”已经定格在了中国祭天文化的历史记忆中。 贾乃鼎给记者讲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的时间跨度是10年时间。 贾乃鼎不缺乏对北京皇城文化的了解和认知,所以在同意参与这件事的时候,他已经首先确定了自己主持复排工作的基本理念:依托于北京丰富文化遗产基础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北京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历史上满汉文化融合的重要标志,就是天坛及其祭天文化。 他用自己的“贾”姓举例说,他家的这个“贾”姓就有好几个民族的基因遗存。“但天坛的祭祀活动到后来是纯汉化的。自明代朱棣迁都北京后,开始把天人合一作为皇族文化的核心开始建设。到了清代最繁荣的时候,形成国家庆典是从康熙朝开始。每年冬至那天,皇帝进行祭天大典。镇三藩胜利之后,大典全部形式也最终完成,祭祀活动的内含也加进了保家卫国的理念,因为那时社会开始全面稳定,皇帝通过祭天大典,把希望满汉和谐共处、百姓对天地的敬仰全部融了进去。” 他调阅了第一次祭天表演时的资料,发现问题颇多,不光是和他既定的复排理念不吻合。那三年的祭天表演不仅规模很小,而且“太舞台化,几乎就是戏曲表演,难怪社会舆论中有一些不好的评价”。于是,贾乃鼎在发挥群文工作余热的生活之余,一头扎进了包括武裁军、石振怀在内的这些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专家圈子里,去夯实复排工作的史实基础。那段时间,他找武裁军、石振怀一起开专题会议,到故宫博物院去查找当年祭天活动的道具实物,到图书馆去查找历史资料,到天坛公园内的“神乐署”反复听专业人士演奏的原汁原味的宫廷音乐……总之,那一年,贾乃鼎确实不能用一个“忙”字概括。但直到记者采访天坛公园的相关人士的时候,人家也不知道贾导曾经得过严重的美聂尔综合症,他给人家的印象是:“60多岁了,身体很棒!” 复排的史实依据越来越多,多到贾乃鼎的脑子里几乎有了当年皇帝祭天时情景再现的地步,多到他把自己“看到”的情景对专家们讲出来,大家的意见是“对了”的时候,他告诉导演班子的人“可以复排了”。 没想到,寻找皇帝仪仗的演员们队伍,成了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最初,他们请了北京昌平一家少林武校的孩子来做。但演了几场之后,只能换掉,因为,这些孩子们的身高实在不够,多数人都撑不起预制的演出服装;而且孩子们很淘气,在天坛这个世界人类文化遗产里,少不经事地用仪仗道具打闹,随时有损坏文物的危险,一旦出事,任何人也担待不起。他们只好换人。贾乃鼎又通过关系找到了驻京海军部队帮忙,试过几次之后,表演上问题不大,那些正在新兵训练阶段的战士们也很好管理,但因为部队的特殊情况,这个合作最终也没有坚持下去。 “那几年来天坛看祭天表演的观众都觉察出来了,说这个仪仗队伍的演员又换了,后来的比前面的好。”贾乃鼎说。最后还是公园方面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天坛公园里有北京武警部队的一个小编制驻军,在发现同部队合作优势更多之后,公园方面向武警部队提出以“军民共建”的方式合作这个项目。原本驻园武警部队和公园方面就情同一家,双方一拍即合,北京武警部队每年新兵入伍训练期间的新战士,就成了天坛祭天表演仪仗队演员的不二人选。 总导演贾乃鼎和王庆全在祭天表演现场 武裁军:我们尽最大努力去尊重历史 这个合作是最成功的,一直坚持到了2014年的告别演出(2015年是祭天表演最后一次,因为安全原因,这次取消了仪仗表演)。 在确定了最终合作的单位之后,贾乃鼎开始在北京大兴的武警部队驻地和北京城区之间来回奔波。武裁军记得很清楚,从那以后,一到演出季,贾导就会到大兴的部队去,和舞蹈编导一起亲自指导战士们排练舞蹈。贾乃鼎自己说,祭天舞蹈的编排很吃功夫,“史料中的舞蹈图片,画得很好,但缺少动作连接的说明,从‘一动’到‘二动’直到最后一个动作的完成,我们找不到历史依据。但还原史实是我们这次复排的原则,怎么办?2001年时的祭天表演在这方面问题就很突出,外界的反应是‘太假了,假到了怎么看都不对的地步’。”武裁军说,那种假让人不能忍受。 可“真的”是什么样,没人知道。贾导根据自己了解到的中国古典舞的知识告诉编导人员:“动作连接的基本原则是‘圆’,不是其他。”最后在这个原则下,祭天舞蹈编排完成。专家们审查的时候,虽然大家都不知道古人是怎样舞的,但结论是“这次很对!”祭天舞蹈部分成功了。 接下来他们就遇到了音乐的问题。 史料记载,祭天大典过程中,音乐不断,而且有很准确的说明。在武裁军自己撰写的专著《天坛》中,那些音乐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而且在“神乐署”里有完整的工尺谱传世。最终他们选定了“中和韶乐”为祭天大典的主乐,并配了合规制的唱词。准备停当,专业歌唱演员被请到了录音棚试录。大家一听录音小稿,觉得效果“不着边际”,像是帕瓦罗蒂从意大利穿越到了中国的清代在演唱。他们一笑否决了专业演员的演唱。又有人提出请佛教界的人士试一下,听了之后也觉得完全不对,“祭天不是念经”!怎么办呢?崇文文化馆专业译谱编曲的老师和在录音现场的贾乃鼎、石振怀等人犯了愁。已经疲惫不堪的贾导散着嗓子说:“要不咱们几个老头用老百姓的声音试试?”老师同意。几个老头先在棚外唱了几声,没想到编曲老师觉得靠谱,说:“进棚,进棚,试录一下听听!”老哥几个走进了录音棚,按照刚刚调整好的方法试录起来。隔着玻璃他们看见编曲老师伸出了大拇指。出来一问,人家说:“这就对了,来吧!”几个小时之后,这几个完全和声乐不着边际的老头完成了在祭天大典上《中和韶乐》的配音演唱。那天他们一遍一遍地唱,直到把声音翻倍到合唱的效果为止。几个老头累坏了,曲子也完成了。 现在,虽然祭天和仪仗表演已经停演,但这几个老头演唱配词的《中和韶乐》被中央电视台收进了中国古典音乐资料库永久存档了。 在必须坚持尽可能恢复历史原貌原则下,贾导和他的导演团队费尽了脑筋,受苦无数。 看过祭天表演的观众都知道,从祭天仪仗表演开始,天坛公园的音响里就会播放着一个古朴不失神韵的男声解说,那个声音从那一刻起就导引着公园里皇帝和仪仗,慢慢走近和芸芸众生无限贴近却又不得一见的天神。记者在采访现场能够深刻地感觉到,不仅是300多名表演者,连旁边观看表演的观众,在那个声音出现之后,大家的神情立刻肃穆起来。几千人的观众队伍,夹裹着几百人的表演队伍,庄严肃穆地开始向丹陛桥、祈年殿行进,没有一丝杂音。 记者采访了这个声音的主人王庆全。他说,自己是被贾导的爱人在贾导找不到合适的声音之后忽然想到的人选。“贾导那时候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解说人,正急得上火。”王庆全说,在他之前,中国最有名的两个人张家声、瞿玄和都被剧组找过试了音,可“就是感觉不对”。是贾导的爱人忽然对他说,在北京文联工作的王庆全“声音很好,可以试试”。 谁都不知道,王庆全当时正在遭受癌症之苦,王庆全也没有告诉他们,接到贾导的电话就到了在魏公村的录音棚,试录解说词。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王庆全就给剧组留下了一个“非常对”的声音。那以后他又因为要调整内容补录过几次,最终在武裁军将解说词更改为“通用版”之后,完成了解说词的录制工作。 贾导对记者说:“我非常佩服王庆全这个人,他的能力超强而且全面,对不起他的地方就是在整个录音阶段,我们不知道他得了癌症,没有对他进行照顾。”其实,录音期间他们还是发现了王庆全的变化。最后一次补录时,王庆全刚刚做完手术,声音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一旁的人感觉到了,问他∶“怎么了?”他回答:“累了,休息一会儿就好。”王庆全告诉记者,幸亏那次补录的时间不长,如果时间很长的话,他肯定坚持不下来了。 贾乃鼎对记者说:“没想到,自己退休之后还受朋友之邀,与人家合作干了天坛祭天仪仗表演这件大事,很值得!”“现在,这个表演不搞了也好,说实在的,我有些累了。” 记者问他:“万一要恢复这个表演的话,你还会担任总导演吗?”他说:“不好说,恐怕在找到接班人之前还要做点事情。” 两个专家的故事 在采访了总导演之后,贾导告诉记者,武裁军、石振怀是两位非常了不起的史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专家。没有他们的参与,祭天表演遑论成功,根本就不会有。 曾经担任天坛公园文物科长现在退居二线的武裁军,是文博馆员,清史研究专家。采访时,他应记者要求在办公室里拿出了很多相关史料的书籍。记者问,这些材料是如何收藏存档的?他说,很多都是他自己到地坛书市或者北京的旧书摊上“淘换”来的。武裁军淘换来的很多资料,已经成为天坛公园发展演进的珍贵史料。 正是武裁军和当年公园的主管领导一起,为了让春节活动单调的天坛公园有些变化,吸引更多游客,让这个身负国家形象重任的公园更加精彩,想到了开发天坛自身资源优势,复排祭天大典及仪仗表演的主意。现在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个主意是成功的,成功到了接近拯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步。 在担任天坛公园文物科长期间,武裁军接续已调任首都博物馆副馆长的原任科长姚安的天坛公园的清史研究工作,加大了公园史料的整理和具有非遗性质文化遗存的保护工作的力度。在贾乃鼎担任祭天表演总导演工作后,根据自己专业研究的成果,他建议导演组“要充分开发利用公园保存的祭天史料,比如,开发利用‘神乐署’的音乐”。10年文革后,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和天坛公园里的老职工一直没有放弃皇家音乐的整理恢复,他们平时没事的时候就会义务地整理和演奏那些皇家音乐,这种演奏后来就成了天坛公园旅游开放的内容之一。 天坛公园决定复排祭天典仪的时候,北京的相关活动还没有人搞,武裁军没有前车之鉴可学。那是2000年以前。 复排祭天大典,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大部分就落到了武裁军的肩上,甚至表演编排的历史渊源、依据,他也要向公园参与演出的职工群众进行讲解。他自己说:“最早,是希望贾导一个人能全部管下来这件事,但看到工作量实在太大,加上其他很多问题,我只能自己也参与进来,为贾导和他领导的导演组减轻管理和组织压力。” 他曾经亲自到了合作的武警部队驻地去看望子弟兵,没想到那里的办公条件很艰苦,因为经费问题,冬天暖气温度都不足以御寒。是这次军民共建联手复排祭天典仪之后,部队的经费得到了一些补充,条件开始变好了。“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次在祭天大典仪仗表演方面的军民共建活动,是一个很成功并且值得效仿的好范例。”复排祭天表演,历史史料缺乏和现实问题不断的两个尴尬,都压到了武裁军这个“总策划”的身上,最严重的就是现实当中资金不足。 总导演贾乃鼎一直很佩服天坛公园能够投入数百万元启动这项工作,但开始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作为一项专项活动,如此大的开支,压得公园方面喘不过气来。武裁军告诉记者,换掉少林武校的学生演员,当然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基本条件不足,但也不能否认,孩子们得到的劳务费也是不够的,他们的家长就很有意见。到第二次换仪仗队演员,资金就几乎成了唯一的问题,部队新兵参与的时候,投入的管理成本很大,要组织车接车送、组织餐食保障等等,而公园方面能支付的费用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但武裁军代表公园一方,以总策划人的身份,硬是和导演组一起,联合社会力量把种种困难克服掉,按照最初的设想,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在有些人眼里“困难重重”的工作。 武裁军有和贾乃鼎一样的感受——这辈子,做了这件事,值了。 和武裁军不一样,在贾乃鼎的眼里是非遗工作专家的石振怀,更像一个为天坛祭天典仪表演提供幕后支撑的人。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没有他的推荐,就不会找到总导演贾乃鼎,再说的庸俗一些,若不是他出面联络,换个人也未见得能请动已然退休在家的贾导。 石振怀是北京群艺馆原副馆长,在老馆长贾乃鼎领导下,主管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申报工作。 开始,天坛公园找到石振怀,希望他能帮助做成这个项目,因为他的视野更开阔,他也更能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帮助公园把控项目的分寸。果不其然,公园方面刚刚找到他并提及希望在项目做成后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他就告诉人家,这个项目不具备非遗的特质,尽管主办方确实是在竭力恢复历史原貌,但从这个项目可利用的史料来看,完整复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他们后天创造的东西太多。我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任何人也不可能原样恢复祭天典仪的原样。而后人加工的成分太多,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的硬伤。”石振怀对记者说明道。 但他主动承担了项目背后支撑人的职责,在导演组中尽自己最大可能的去拾遗补缺,调动自己的专业知识,使这件事做得尽可能完美一些。而正是他及时地制止了公园方面把“祭天表演”申请非遗的想法,让这个项目节省了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支出。 在这个项目中,石振怀发挥的作用很值得一些政府官员在行政履职的时候效法和深思。 和总导演贾乃鼎、总策划武裁军不约而同,石振怀也对记者说,“我是业务干部,参与、协助人家做祭天表演这件事很和我的心意。”他的态度十分谦逊,事实上他和总导演一起都是组建复排祭天典仪的导演班子成员。 作为总导演眼中的专家,在复排和多年的表演过程中,石振怀一直在帮助剧组在活动定位的问题上解疑释怀,帮助剧组借助兄弟单位的经验完善项目的一些细节,还为大家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比如,他一直在鼓励大家——天坛的神乐署完整历史文化遗存,让人们现在还能知道哪里的音乐是皇家音乐。“我们紧保护,就会被人遗忘。” 他就曾经提醒天坛公园方面说:“你们做错了一件事。” 因为急于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左右,公园拿出来了“中和韶乐”的送审样品交给了国家的非遗申请专家审听,但那个样品是由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人编曲演奏的。非遗专家听了之后马上指出:“这不是原生态的皇家音乐。”一句话就把神乐署的音乐非遗申请否定了。专家还强调了一句中国所谓的“皇家音乐”1911年就遗失了。石振怀说,在这方面,公园方面有些着急,没有做到很原装的还原自己完整保留的皇家音乐。他说:“我的观点是,当年皇家保留皇家音乐的手段,在天坛公园神乐署里,其保存手段已经是当年最高级、最全面的了,当时的乐谱、配器、乐队编制都有文字记录,那么全面,完全可以整理出来。” 现在,石振怀还在为“中和韶乐”等未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可觉得遗憾,他还在尝试做出自己的努力,他坚持认为《中和韶乐》具有非遗申请的资格。 石振怀说:“我觉得‘祭天仪式’还是应该搞下去。” 仲继先:我成了最后的“皇帝” 祭天大典表演,仪仗辉煌,皇帝惹眼。2008年进了剧组负责剧务工作的公园古树小组的青年职工仲继先,201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总导演发现,扮演了6年的清朝皇帝。 今年32岁的仲继先,身高192公分,十多年来是最得观众和剧组认可皇帝扮演者,在天坛公园绿化队负责古树登记、编挡和保护工作,大学学的是园林绿化专业。2016年停办演出,他觉得有些遗憾,“不知道今后还能不能再恢复”。在记者面前他自言自语又像在询问记者。他说:“扮演皇帝,给我带来了很正面的变化。” “我演皇帝的时候,第一年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走台、总导演给我说戏等等。我知道自己就是一个‘道具’演员,也没觉得观众会把我真的当成皇帝去看,但我一开始就知道必须好好地做这件事,包括在剧组做的2年的剧务工作。那两年的时间里,我每次都愿意看人家的表演,而且很用心。尽管做剧务工作比当演员还要累,要求早来晚走。后来贾导发现了我,就被选中了。” 自从接了扮演皇帝的任务,仲继先私下里看了大量的历史书籍,还为了演好角色,看了大量清廷的宫廷戏,向专业的演员“学习”表演。贾乃鼎说,仲继先在接了角色以后,非常用功。“你去采访他,他会把整个表演的前前后后,把皇帝这个人物给你讲的清清楚楚。那可都是这个年轻人自学的结果。”仲继先也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导演具体给他讲戏也不是很多。“我自己看了很多历史书籍之后,有一个自己的体会,就是祭天中的皇帝是来‘求天办事’的,他的状态是认真、谦逊的,不能随随便便。我在表演中,就很注意把握这个表演的尺度。” 第一次演出,仲继先有些发蒙,那是2010年。 彩排的那天,国内外的记者围在了他的身边,但那天他说自己忘了紧张,但感觉自己有些发蒙。那次彩排没出什么差错,算是完成了。后来加进了皇帝从斋宫出来坐16抬大轿的部分,他坐在了轿子里,有了一段与外界分开的时段。“在轿子里你会放松一些,想些自己的事情吗?”记者问他。他说:“没有。每次进了轿子之后,我都是一直保持着表演的状态,尽管观众看不见,我觉得那是一口气,这口气要贯穿全过程,我不能泄气。” 仲继先演皇帝,一次表演大约需要2个小时,每天两场,很辛苦。他说,每年表演之后自己都会减几斤体重。 每年表演之前都要彩排一次,仲继先会不为人知地做一件事情,自己在表演之前沿着表演的路线走一下场,通过走场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提前进入他自己设定的表演状态,这件事他要连续做几天。到了正式演出的时候,每年初一到初五,每天两场演出,五天的时间里,他不能像别人那样吃大鱼大肉,告诫自己不能得病。他说“全世界的人都到这里来看祭天表演,我这个皇帝要是病了不能出场,那就是个大乱子了,我不能出任何问题。” 有意思的是,仲继先的爱人也是天坛公园的员工,由于在广播室工作,尽管春节期间耳边都是爱人出场演出时的音乐、解说,却从来没有机会看到他的演出。 祭天表演过程中仲继先有一次换装,就是在仪仗表演之后,回到更衣室,把黄龙袍换为蓝色的祭天龙袍,以显示皇帝降低身份表现对天的敬畏。这些细节在他的心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说,一个封建皇帝都那样尊崇上天,敬仰自然天威,在服装这么小的细节上都谨小慎微地不敢怠慢上天,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能违逆自然,胡做乱来呢?“自从扮演了皇帝之后,我知道自己变了。那种锻炼很难说得清,但很深刻。说个玩笑,扮演皇帝之后,我的朋友们在春节期间给我发微信,就会开玩笑说:‘给您请安啦。’但毕竟我只是在公园里的活动中扮演皇帝,没有影视演员那样的社会反响,所以,社会上认识我的人依然很少。” 记者问他:“有没有向演艺界发展的想法?” 仲继先有些不解地看了记者一眼,说:“没有,没有,我没有因为扮演皇帝就进入影视圈的想法。现在我的工作就很好,我很喜欢,是学有所用。每月税后6000多元的收入也可以了,我会踏踏实实在天坛公园工作下去。” 一个疑问:祭天表演何时再来 这似乎是个题外话,但记者采访过程中被多次问及,却无从回答。石振怀“我觉得‘祭天仪式’还是应该搞下去”很有代表性。他的观点是,祭天可以考虑变成类似国家行为那样的活动,可以不让群众观看参加,就是变为一个正式的活动保留下来。“但我的想法存在缺陷是显然的,就是需要我们的领导人转变观念,但这个问题太大,几乎不能解决。我只是觉得每年搞一次这样的活动,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及继承还是有益的。 天坛祭天及仪仗表演还会恢复吗?目前记者了解到停办的几个原因中,最主要的就是安全问题。接受采访的人都对记者表示,安全问题其实还是有解决可能的,但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按照现在国际大环境的现状,国家对安全问题的担忧很可能还不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比如境外恐怖活动频发,谁也不能肯定地说恐怖分子不觊觎中国这块依然平静的土地。 据记者了解,停办的天坛祭天表演,不仅留在了世人的心里,也依然没有脱离人们期盼恢复演出的目光。但人们似乎也理解停办的原因,因为自媒体向公众公布活动因安全原因停办以后,它并未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热门话题。 我们还能再看到这个很有意义的群众文化活动吗?人们希望和它再见,因为它是社会和谐、天人合一最生动的现实体现。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网址: http://www.qsyjzzs.cn/qikandaodu/2020/1106/3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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