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清史编纂二三事 ——忆戴逸先生

2016年12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陈斐访问戴逸先生时，戴逸先生在他的“借来斋”书房说过：“清史是我生命之安宅，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清史。”

我1978年底进入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从助教、讲师、副教授，直到教授，逐步成长。1980年前后，目睹了“六五社科规划”中修清史遇到的难题和挫折。1998年开始，又参与了社会科学界酝酿编修《清史》的各种讨论。自此陪侍在戴逸先生左右20年，对戴逸先生这句名言，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

2018年盛夏，依旧是这间很不起眼的小屋子，张自忠路3号，原段祺瑞执政府的院内西小院平房里，酷暑高温下，我和戴逸先生聊起近期工作，先生怀着对大型《清史》即将杀青的喜悦，和我聊起过去二三十年间的往事。

21世纪修清史，从酝酿到启动，再到即将完工，将近20年，其间，艰难攻关，循序渐进，一切又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呼吁纂修清史，苦苦追寻半个世纪之久，了解其中甘苦的，唯有戴逸先生。

戴逸先生今年92岁高龄，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其实，论起来戴逸先生是我的师爷，我进入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拜马汝珩老师为师，从事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马汝珩老师是戴逸先生的学生。之后我又拜李文海老师为师，学习清史，李文海老师也是戴逸先生的弟子。199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险些离开清史研究所，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中心。记得那年秋天，李文海老师找我谈话，他说，戴逸先生委托我和你谈谈，听说你想调往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还是留下来吧，协助戴逸先生编纂清史。

其实，当时的我并不了解编修清史的意义，李文海老师是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他的话肯定不会错，时隔一年，我担任清史研究所所长，清史纂修也开始提上日程。

1993—1998年，清史研究所出版学术成果丰硕，完成《清通鉴》22卷、《清史编年》12卷、《清代人物传稿》6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9卷。

1998年，教育部启动“研究基地”计划，清史研究所被列为第一批“基地名单”。1999年，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清史研究所讨论科研规划，学术委员会出现了不同意见，那时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13人，人民大学在职教师只有戴逸、李文海、郭成康、成崇德4人，其他7人是各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为龚书铎、王晓秋、马大正、朱诚如、邹爱莲、张晋藩、冯尔康）。

学术委员会整整讨论了一天，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以现在清史研究所教师为主，在教育部立重大课题——“编修清史”；另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报国务院，启动“国家修史”重大项目。那天的争论异常激烈，我是那个教育部立项派，不敢相信国家修史的可行性，而戴逸先生则是国家立项修史派，他苦口婆心，详细讲述了从民国初年一代一代人为修第二十五史所付出的艰辛，说明今天启动国家修史的意义。

那天中午午休时，戴逸先生专门找我谈话，劝我慎重处理立项事宜，眼光要远一些，抓住时机，放手一搏。

从戴逸先生的发言中，大家知道了启动清史纂修之意义。国家为清史纂修曾多次讨论，等待时机。周恩来总理曾委托吴晗考虑制定纂修《清史》的规划；又责成中共中央宣传部周扬筹备此项工作。毛泽东、董必武都考虑过国家修史之事。中宣部部长会议，曾决定设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作为纂修《清史》的领导机构，196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任命戴逸为所长，李文海为副所长，作为纂修《清史》的执行机构。屡次筹划，又屡次搁置。

下午，大家统一了意见，准备按照戴逸先生的意见，向国家申报纂修清史方案。

2000年12月，戴逸先生接受《瞭望》杂志社记者采访时，提出“纂修《清史》，此其时也”（《瞭望》2001 年第 8 期）。2001年3月，李文海、王晓秋分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提交“纂修《清史》正当时”的提案（《光明日报》2001年3月7日）。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

2001年3月，人民大学召开有数十人参加的编修清史论证会，大家一致呼吁启动清史纂修，建议戴逸先生为首席专家，主持修史工程。

4月5日，清明时节，细雨纷纷，人民大学又邀请季羡林、任继愈、王锺翰、朱家溍等十多位老专家共商纂修清史大事，那年季羡林先生90岁，王锺翰先生88岁，朱家先生87岁，任继愈先生85岁，一代大学者拄杖莅临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与戴逸先生畅谈修史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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