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桥诗话》史学价值初探

杨钟羲，清末著名旗籍学者，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于1940年逝于北京。辛亥革命后，杨钟羲以清代遗老寓居上海，岁月飘忽，感慨河山，其遗民心态积重当时，《雪桥诗话》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雪桥诗话》十二卷、《雪桥诗话续集》八卷、《雪桥诗话三集》十二卷、《雪桥诗话余集》八卷，只有吴兴刘氏《求恕斋丛书》刻本，是清代诗话中卷帙最为浩繁的一部诗话。《雪桥诗话》（以下简称《诗话》）中搜辑考证了大量的清代掌故，“此虽名诗话，固国朝之掌故书也。由采诗而及事实，由事实而详制度，详典礼，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详于满洲，直与刘京叔之《归潜志》、元遗山之《中州集》相埒。”［1］序1这些掌故是研究清史的重要资料。 一、《诗话》的文学史价值 1.明末清初遗民事迹、诗作的记载。《诗话》记载了大量的明末清初遗民事迹和诗作。这些宝贵的史料，至杨钟羲时还能得以搜集并以文献的形式流传后世，一则，中国有着悠久的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二则，到了杨钟羲时代，封建社会分崩离析，清王朝面对内外压力已无法再像康雍乾时期对知识分子禁锢得那样严酷，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抱着直笔的思想坚持写出真历史，这些史料才得以保存。《诗话》卷一开卷记载：“宛平韩畕，字经正，号石耕……有《天樵子集》。其《望天台诗》云：‘望里天台近，群峰秀几重。回看青嶂断，忽有白云封。绝壁垂樵径，春泥陷虎踪。石桥今夜月，应为照长松。’《送友之晋州》云：‘策马不辞劳，看君气自豪。秋风雷泽迥，寒色太行高。黄叶当关路，清霜脆布袍。遥知初到郡，应解醉葡萄。’”［1］1《诗话》卷一记载：“永年张盖覆舆，一字命士，与凫盟、伯岩称畿南三才子。尝赠申绝句：‘草泽贤豪尽上书，奎章阁外即公车。我甘渔父因衰老，独有涵光是隐居。’凿环以居，不与外人接。”［1］2上述二人，是明末皆有气节之士，尤其是张盖，其硁硁大节是陋儒俗士所不能比肩的。《诗话》卷二记载：“三原孙豹人，貌魁梧，好讲兵事。为诸生，遭流寇，散家财给客，集义勇数千，思杀贼自效……《初得正字赋诗》云：‘一官如笼鹤，万里本浮鸥。献赋曾非晏，童年又异刘。山人今上路，小妇免登楼。临水看蝌蚪，惟添错字愁。’”其诗淡雅又有所抒怀。这些材料对我们编写大文学史或断代文学史，都是很有价值。 2.八旗文人及其作品的汇集。《诗话》是八旗文人总集《八旗文经》的姊妹篇。杨钟羲一生以旗籍为荣，所以特别留心对八旗文献的整理。杨氏此举并不是一时兴发，随意拾取八旗文人的上乘之作而入史册，而是有意识为之，尤其是对满族文人、作品的重视。《诗话》卷二记载满族入关第一位诗人鄂貌图事迹和诗作。铁保辑《熙朝雅颂集》高置其在第一卷第一人，可见其在八旗满洲文学上的重要地位。《诗话》卷二曰：“章佳麟阁学士鄂貌图（《通谱》作鄂谟克图），一字遇尧……施愚山序其《北海集》云：‘公喜经术，手不释卷，诗斐然温厚，一泽于正雅。’《过石屏州》云：‘林中看雨过，波上觉春来。’《九日滇府南楼》云：‘山峻环滇海，云低压瘴流。’《泊岳州》云：‘何处通京国，回帆下岳州。日应从楚出，水合向吴流。城郭兼天净，鱼龙动地浮。因思少陵句，渺渺使人愁。’……《黄河》云：‘极目黄河日影开，高风拍岸急流催。谁将万折长驱水，渡马东南作赋来。’”［1］58《诗话》卷四记载：“宗室晓亭《荆卿墓》云：‘身入虎狼国，心空百二州。壮怀生死外，易水古今流。白日澹将夕，行人去不留。墓旁谁击筑，寂寞野花秋。’……梧门诗云：‘寥寥十五篇，元气浑中天……江南春草绿，客梦绕池塘。’”［1］以上这些八旗满族大家，《诗话》都详赡记载，其他不知名八旗文人及其佳作存于《诗话》亦是不少，可详考于杨氏之作。即使是八旗文人大家和其优秀作品，我们今人的文学史著作亦是不屑谈及或详谈，其他不知名者就更见不得传世了。 二、《诗话》的文化史价值 《诗话》四集中，荟萃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如《诗话》卷三载：“冯山公答竹垞问：‘唐诗称马卿、葛亮。马卿则《魏志》三马同槽，《晋书》马为国姓，信之矣。称葛何本？’‘景案《风俗通》：陈涉诛其将葛婴，孝文封其孙诸为县侯，因并氏焉。而《吴书》则曰：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先有葛姓，时人谓之诸葛。’”［1］110“两说虽不同，葛为本姓，明矣。且孔明在时已称葛氏，禅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鱼豢《魏略》）此为确据矣。” ［1］110《诗话续集》卷五记载造纸之法曰：“造纸之法，取稚竹未枿者，摇折其梢，逾月斫之，渍以石灰……凡更七十二手，而始成一纸。”［2］《诗话续集》记载杂技艺术曰：“乾隆间，杂技有罈子王者，为撮弄老手，三子皆世其业。乌程人朱锦山，能陈二十四种乐器于前，以口及左右手足动之，皆中节。又能奏各种曲，间以拇战等声，并臻其妙。”［2］ 三、《诗话》对于清史的价值 1.遗民事迹和遗民诗歌的记载。《诗话初集》缪荃孙序：“意园本意广收国朝王公大人碑版，意欲勒成一书而不成，与志文贞请续修《八旗通志》而不果，同一恨事。荃孙前辑《续碑传集》，亦以满洲人碑传少为恨。……不必尽侍实录、列传也。”从这段缪序可以看出，无论是宗室盛昱（意园）、杨钟羲、或是他本人，都有着很强烈的史学观念。《诗话》的一大特点就是大量记载明末清初遗民事迹及其诗作。《诗话初集》卷一，记载明末畿南三才子之申涵光、殷岳、张盖事迹及其诗作，“申凫盟，节愍公佳允长子。少喜为诗，十五岁补诸生，以父殉难，绝意仕进。尝曰：‘静坐自无妄为，读书即是立品。’……《寄冀襄阳公冶》云：‘河朔音书隔楚烟，十年无泪拜啼鹃。仲宣楼上休南望，细雨苍梧亦可怜。’”［1］殷岳曾弃官北归，诗话记载：“岳，一字宗山，鸡泽人。官睢宁知县，凫盟遗书劝之归，慨然曰：‘我岂以一官易我友！’遂以朝衣予学官，投劾归。”［1］2此高洁之士，有陶渊明不折腰之遗风。诗话还记载张盖事迹与诗作，上已略述。《诗话》卷一记载朱长孺事：“朱长孺鹤龄，号松陵散人，苦学强记，晨夕一编……先注《李义山集》，钱牧斋见而称善，贻以僧道源所注本，令足成之。牧斋自注《杜集》，并以与之，令荟萃成书。而长孺颇立异同，牧斋不乐，遂各自为书，两行于世。”［1］5杨钟羲在《诗话续集》卷一慨叹：“牧斋愧柳是多矣。”在民族大义面前，有的人选择生，有的人选择死，有的人狂狷，有的人乡愿。无论生死狂癫，其民族气节是不可缺失的，一旦失却民族大义，丧了气节，用顾炎武的话说，我们就会“亡天下”。大义绝不含糊，气节硁硁可见。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脊梁。杨钟羲揽诸多明末清初高洁遗民入诗话，其用意绝不是简单的取瑟而歌，简单的抒发自己的遗民心志，实抱高远之炯目，为这些遗民立命写心，载人事于史册，存大义于千秋，予后人以借鉴，振国运于未来。这些遗民事迹及诗作就弥足珍贵了。 2.《诗话》中记载颇多清代掌故。《诗话》虽名诗话，但不以评诗论艺见长，而是“国朝之掌故书也。”掌故者，文人轶事、典章制度、故事皆是也。《诗话》所载很多掌故，是正史中不详或不见的，因此就足显其补史、正史之价值。《诗话初集》卷一载：“云客名兆，侯官人，有《遗安堂草》。其《荷兰使舶歌》，代友人纪事，谓舶上周遭刻木偶如人，以疑远。大佛郎机百位，含伏槛中。外裹牛革，每月涂伽马漆一周，故坚固……可以考见当时番舶之制。”［1］高兆，号云客，时与朱彝尊尤善，在康熙时高云客已经把荷兰舰船的详细情况给国人描绘出来，而且不可谓不详尽。荷兰是海上大国，其造船业发达，海军曾经称霸欧洲。其造船技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再看《清史稿》中是怎样记述我们的造船情况的，《清史稿》载李鸿章奏章曰：“沿江沿海各省，不准另行购雇西洋轮船。若有所需，令其自向闽、沪两厂商拨订制。至载货轮船，与兵船规制迥异。闽厂现造之船，商船皆不合用。曾国藩前饬沪厂造兵船外，另造商船四五艘。闽厂似亦可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雇领。”［3］4453《诗话初集》卷三记载徐文定事：“文定字善长，号蝶园，舒穆鲁氏……明珠屡招之，不一往。乙卯散馆，索额图恶其不附己，奏改户部主事，再迁至侍郎……乾隆初，再起用，卒年八十七。”［1］此处记载高扬了徐文定高洁之人格，不依附索额图，也揭露了明珠、索额图争权夺利的丑恶嘴脸。《诗话初集》卷三记载香婴居士慕古人遍游祖国大好河山，助长诗情，其由于皇室管控严格而不得出京邑而感慨曰：“故间有所游，不过郊坰而外，乘一緉木屐，数日辄返。夫所谓高山大谷浦云江树之属，举足助夫流连咏叹者，而顾未尝一寓于目，诗之不工，抑又何尤耶？”［1］140此可见朝廷典令之严格，宗室非奉命不得出京邑。《诗话三集》记载八旗官学之制，满清皇室的教育情况详备于此。但是又记载了盛伯熙之言：“八旗之人，不及汉人什百分之一。八旗之京官乃多于汉人数倍，荒陋贪鄙，动为人笑。……不独不学之旗人为然矣，吁！可畏哉。”［4］373这从教育的角度指出了清王朝走向衰败的必然，这是很有史鉴意义的。 《诗话》四集四十卷，所汇集史料之繁复，实为他著所不及。杨钟羲“以诗存人”、“以诗存史”，补史、正史的史学精神是值得敬仰的，历史就是民族的真实记忆，不能有一丝虚假，假的东西不会孕育出优秀的民族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杨钟羲《诗话》的史学价值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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