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开皇清”:计六奇的历史书写与政治认同

编者按:在中国古代史各断代方向研究中，清史研究向以史料种类、数量繁多著称。相较于先秦史和中古史而言，清史研究的相关史料往往穷研究者一生亦难尽读。而近年来在中外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新清史”研究，在给清史学界带来“内亚视角”这一饱受争议的研究取向的同时，也让研究者意识到新时期新的研究视角的重要性。本期所刊发的三篇专题文章，从清初史家历史书写的政治认同、北官南任及清中期刑讯之制等方面，利用各种史料，对清代历史进行了多视角的系统考察，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迪。

计六奇，天启二年(1622)生，卒年不详，撰有《明季北略》《明季南略》①① 本文将《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分别简称《北略》《南略》，统称时则称《南北略》。等，该二书是研究明末清初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计六奇及其著述的研究尚显薄弱，仅有几篇论文专门探讨，或在些许史学史著作中有所提及。对计六奇及其史书较早进行专门研究的是张崟先生，他是发现和整理该书旧本的主要学者之一。张崟先生于1964年开创性地撰写《计六奇与〈明季南北略〉》一文，对计六奇的生平、撰写《北略》等书的经过及全书的义例、资料来源及其版本问题做了详尽考证和基础性分析，为后世研究者所倚重。因此，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南北略》时，专门将此文附于《北略》书后[1]。后《南北略》点校者任道斌在张文的基础上专门为计六奇作传，对其生平详细论述，分析计六奇的撰写动机与时代背景[2]。另一位点校者魏得良亦进一步论述了《南北略》的版本与史学价值及缺憾[3]。中华书局出版《南北略》后，此书成为重要史料来源，所载史事被广泛采择到明末清初的历史叙事中。

截至目前，学术界关于计六奇及其《南北略》等史书的研究成果总贯穿一个相似的价值判断，即认为计六奇撰写史书的动因之一就是为了寄托他的“民族思想”，特别是华夷大防的政治思想，从而表达他抗清反满的态度，也就是将计六奇视为明朝“遗民”。

奠定这种价值判断基础的是张崟，他认为“计六奇的历史著作，还是他课余劳动的结晶。……他炽烈的民族思想要有所寄托，于是他要从事著述；他生长在一个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战火纷飞的时代，他的民族思想的最好寄托，就是记录这个时代。《南北略》两书即撰写于此时。所馆诸家，仅知其姓，不详其名，可能都是些或多或少地具有民族意识的故家。特别是社土夅王氏，‘门墙清简’，对他的编写工作帮助很大。”[1]731

张崟关于计六奇民族思想的观点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接受。任道斌认为“明清之交发生了许多反压迫、争自由的可歌可泣斗争，有些民族感较强的知识分子，为了不使这段历史湮没，冒着杀头毁家的危险，千方百计地搜集资料写史，计六奇就是其中之一”[2]201。胡晓彤也谈到:“济之异母弟谋，字献之……清顺治三年(1646)仲冬十一日，起义抗清……兵败被杀，这对青年时代的计六奇当有很深的影响。”“计六奇撰写《明季南北略》的原因，一般认为是为了寄托他自己的民族思想。”[4]葛星则从“充满敌意和歧视的字眼称满清”等六个方面论述了计六奇的华夷大防思想[5]。一些论著甚至认为，计六奇书中称赞清朝的话语是其“为自己撰写晚明历史，避触时讳，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6]。

很明显，在这些论著中，计六奇被塑造成为一个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史家，他的著作也被视为记录可歌可泣的反侵略、反压迫的光辉典籍。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颇有值得商榷之处，这些价值判断可能并非计六奇要在书中表达的思想，而是当代学者的民族主义观点不断叠加到计六奇史书中的结果，或许不自觉地带有一些“强制阐释”的色彩。为此我们应该回到计六奇的著作本身，对《北略》《南略》进行全面分析，避免陷入望文生义、以偏概全的困境。

一、对目前有关计六奇政治认同、史学思想之学术观点的反思

计六奇传世最广的著作当属《北略》与《南略》二书，以往研究者已有详论，此处略作概括。《北略》全书共二十四卷，记事起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迄至崇祯十七年(1644)；《南略》全书十六卷，记事起自甲申四五月，迄至康熙三年(1664)。学界多以为《北略》《南略》撰成之后并未刊刻，直到嘉道之时才刻印流传。但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言有海盐朱氏旧藏康熙活字本[7]。此说也得到韦力的支持，他指出《北略》有康熙十三年(1674)的刻本[8]。雍乾之际文狱大兴，许多书籍遭到禁毁，《北略》《南略》也转移私下流传，① 据张崟先生考证，《南略》列入《禁毁书目》。见张崟:《计六奇与〈明季南北略〉》，计六奇著，魏得良、任道斌点校，载《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32页。至嘉道时期方才大量刻印出版。② 谢国桢、韦力两位先生所言康熙刻本是否存在尚待考证，但是笔者查阅史料检得全祖望在作文时曾参看《南/北略》，其在《淡巴菰赋并序》中有“梁溪明府，指为旱魃(原注‘见《南北略》’)”一句，可知全祖望曾参看《明季北略》并引用。全祖望所参看是否是康熙年间的刻本，还有待进一步查证。参见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此后，该二书始迅速刊刻流传，版本渐多，但都经过删削，并非计氏原稿。此外，另有并不常见的三件稿本:一为北京朱天明购自苏州的《北略》原稿本、顺德邓氏所藏《南略》精钞本；二为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旧钞本；三为常熟曹大铁藏钞本。③ 参见《国粹学报》1908年第4卷第4期，第128-131页。后中华书局以杭大钞本为底本，综合曹大铁藏本、通行诸本以及其他史书相互参校，补遗正讹，于1984年出版，是为迄今最为完整之版本。本文所据即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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