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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欧洲满学研究兼论清史研究在欧洲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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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学研究在欧洲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由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所发起，通过与清廷直接而紧密的联系而日益发展壮大。在满学早期发展阶段（17-19世纪），以法国、意大利、德国、俄国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最早期的重要满学研究和翻译作品多以法语，拉丁语，俄语为主，其中法语文献的地位至关重要，后文将详细介绍有代表性的传教士和其作品。同时，传教士们也将西方著作翻译成满文传入中国，这些作品也为今天我们了解西方社会文化提供可能。20世纪后，随着清朝的灭亡，满学研究一度沉寂，仍旧有德国俄国一些学者继续着研究。直至20世纪60年代，俄国学者的萨满研究，让满学重新为西方学界所注意，而德国学者们也将满学研究带入高峰，出现了满学的专门学系，塑造了今日欧洲满学发展的格局。而80年代一大批满语文献资料的开放，使得满学包括清史研究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清史研究甚至成为讨论的热门，研究重镇从欧洲转向北美。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老一代学者的退休，以及经费等其他方面的因素，21世纪后的欧洲满学研究以及清史研究相较于北美、日本等地，发展脚步放缓，且研究方向较为分散。传统意义上的满学研究走向了一定程度的衰落，但不意味着消亡，仍有一批学者在满学和清史领域耕耘。这些学者主要集中在德国、法国、英国、荷兰，本文之后也将做着重介绍。最后，不得不提的是，近几年中，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部分欧洲高校重新开设满语课程以及单设清史课程。除此之外，学人们开始积极组织学习小组，召开有关的学术会议，满学与清史的研究势头日渐高涨，相信未来更多的学术成果能够涌现。

一、满学早期发展（17-19世纪）

今天我们要探讨满学研究（包括清史研究）在欧洲的发展，则势必要追叙到17、18世纪，当时身处清廷的天主教耶稣会教士们，一方面抱着传教的热切初衷，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化所吸引，从而留下了大量记录和著述。而满语作为清廷官方语言，自然吸引传教士们学习。当时清廷的传教士普遍认为，熟练掌握当时统治者的语言文化是实现其目标的前提。[1]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认为相较于汉语的复杂和差异，满语为他们提供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最佳入口，不仅满足了满学的研究，同时对汉学研究也大有裨益。[2][1]156－157

（一）法国传教士们大放异彩

早期的先驱者们大多来自于意大利、葡萄牙和法国，其中法国教士们最为活跃。从18世纪前半叶起，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们就开始将满语介绍给法国各界，最早有关于满族历史和语言的出版物，主要是法语。在1688年，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 年）和张诚（Jean-Fran?ois Ger?billon，1654-1707年）被康熙帝留用宫中，向康熙教授西学。第二年，他们被派往户部，在那里官员们之间的交流仅限满语,九个月后，他们已经可以用满语解释《几何原本》《哲学原理》等数学著作。[1]156其中满文版本的《几何原理》至今在国内还未见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白晋与张诚等数十名传教士绘制的中国第一张地图，绘制完成后，被康熙命名为《皇舆全览图》。白晋本人更是最早研究诗经的汉学家，他还参与了将《康熙帝传》《乾隆御制盛京赋》翻译工作，将其介绍到欧洲。2009年大象出版社出版了《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一书，详细介绍了白晋在中国的生活和学术经历。张诚是与白晋一同来华的传教士，深受康熙帝信任，他曾亲自参与到《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通过其于1668-1689年在满蒙地区八进八出的特殊经历，将此地区满、蒙、回等多个民族的历史、宗教、习俗和生活详细记录于其书《鞑靼纪行》（Relations du huit Voyages dans la Grande Tartarie）之中。而其自1689年6月13日至1690年5月7日的日记，当时曾作为书简从中国寄往巴黎发表。这一部分日记对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签订的经过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而此部分也被商务印书馆以《张诚日记》为名于1973年出版。

在绘制地图等诸位传教士之中，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年）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位。精通满文的他，在康熙皇帝的授命下将朱熹的《通鉴纲目》满文本翻译为法文。[1]157他随即在此书的基础上，博采其他史书以补充，历时六年，翻译编纂《中国通史》一书。其中对明清两代的事迹记述尤为详尽。①详情可见许明龙：《关于冯秉正的〈中国通史〉中清史部分》，“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06）一文。但可惜的是，在其去世之前，书仍未能出版。直至近三十年后，才由格鲁贤（Abbé Jean Bap?tiste Grosier，1743-1823年）于1777-1783年间在巴黎将此书分12卷付梓，并附地图和说明图。同年又有人将此书翻译成意大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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