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清史研究：历史、趋势与问题

\t自1644年清军入关伊始,清朝以及清史研究就一直吸引着世界的眼光。清朝灭亡百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启动“百年清史学术史”项目,对百余年来清史研究予以回顾、反思和展望。鉴于海外清史研究的重要性,清史研究所特邀请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比利时等国学者撰写相关国家或地区百余年来的清史研究学术史。虽然未能邀请到所有域外国家的清史学者,但海外研究清史的重镇,如日本、美国、法国等,都全部在列。如此大规模地由各自国家的专家撰写本国(地区)百年来的清史研究学术史,尚属首次。各位作者和译者费时六年,历经无数推敲,终于将海外主要国家百年来的清史研究呈现给读者。各位作者基本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论述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清史研究,但并未按照时间顺序机械式地将不同主题进行拼盘,而是凭借各位学者对学术发展脉络的充分理解,归纳出每个时期清史研究的时代特征,分析清史研究与学术发展的内在机理。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之间虽然存在学术思路和研究选题上的不同,但各国清史学者相互影响、学术思潮也经常跨越国界,可以说,百年来海外和中国的清史研究始终是一个整体。

一、清朝时期海外的清史研究:异与同的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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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尽管“百年清史学术史”指代的是1912年清朝灭亡以来的清史研究,但不管是东方的朝鲜、日本,还是西方的英法等国,都在1912年之前对清朝有所了解和研究。许多作者均不约而同地叙述这些研究,将其视作本国清史研究的底色。由于不同国家与清朝的关系不同、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截然不同,他们了解和研究清朝的动机、方式也大不相同。

\t对东邻朝鲜来说,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了解清朝始终是至关紧要的任务。中朝之间一直存在频繁的交流。时至今日,朝贡使臣和随行人员留下的“燕行录”,依然是中、韩两国学者大量使用的文献。参加过朝贡使团的洪大容(1731—1783)、朴趾源(1737—1805)等学者,向朝鲜介绍清朝的新学风以及西学,甚至形成了“北学派”。为了培养翻译人员,朝鲜朝廷出版了不少满语教材。不过,金成修认为,尽管朝鲜对清朝的关注和知识的积累,是“韩国清史研究中不能遗漏的底色”,但朝鲜并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清学”。在金成修看来,与朝中两国频繁的交流相比,除了官方外交文书外,朝鲜留下的有关清朝的资料或记录,相对有限。

\t东邻日本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与清朝大体处于同一时期的德川幕府(1603—1868)虽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却非清朝的属国。1644年之前,德川幕府就制定了锁国政策,但日本依然积极搜集海外情报。中国的明清易代很快就吸引了日本社会的关注。十八世纪上半期,日本的清史研究已经正式起步。在幕府的鼓励下,“寄合儒者”(属于幕府的儒者)开始翻译康熙《大清会典》等清朝官政书,并留下了《明朝清朝异同》等研究成果。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远不止于政治方面,他们将很多从中国输入的书籍加以翻刻(“和刻本”)。日本学界重视田野调查的传统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显露端倪。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初,因为俄国南下,日本关注北方问题。幕府官员间宫林藏(1780—1844)前往东北亚调查,写出调查报告《东鞑纪行》。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清史研究都是基于对时局的关心,但学术水准很高。江户时代汉学、儒学和国学的深厚传统都深刻影响了近代日本学术。近代日本著名中国史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就出自盛冈藩(今岩手县)汉学者的家族。

\t明治维新以来,中日两国交往频繁。这一时期,日本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全面研究中国政府和社会。晚清时期大量的调查报告在今天依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清朝灭亡前夕,被视作近代学术一部分的日本清史研究也开始起步,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分别于1907年和1910年成立东洋史学讲座,其代表人物分别为内藤湖南和白鸟库吉(1865—1942)。后来被誉为日本清朝政治、社会之研究始祖的内藤湖南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即通过《清朝的过去及现在》这一演讲阐述了他的清史观。内藤认为,清朝的崩溃并非突发事件,而是清中期以来一系列变化的结果。3内藤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对清代的考证学尤为推崇。东京大学的白鸟库吉曾经在欧洲留学两年,高度评价西方历史研究方法,并以赶上和超越欧洲东洋学为目标。不难看出,日本近代清史研究从一起步就糅合了东、西学术传统。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汉学、清代考证学、近代欧洲史学方法等不同传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日本中国研究的特色,也奠定了后来日本清史研究在海外学界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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